🚢 西力衝擊下的晚清變革

康軒自新航路發現以來，歐洲商船往來於中國、日本及東南亞之間。乾隆年間，清廷為方便管理來華貿易的外商，設下許多限制，如將通商口岸限於廣州一地。英國向中國購買大量茶葉、絲綢、瓷器，賣給中國的商品卻有限，導致嚴重的貿易失衡。英國曾遣使（馬加爾尼使節團，西元1793年來華）交涉通商問題，卻因中國天朝體制的觀念與跪拜禮儀衝突而無成果。為補救貿易失衡，英國將鴉片大量輸往中國，造成中國白銀外流，更殘害人民健康。道光皇帝為解決鴉片造成的危害，派遣林則徐前往廣州查禁鴉片，使英商蒙受巨大損失；英國藉此出兵，企圖打開中國通商大門，道光20年（西元1840年）爆發鴉片戰爭。道光22年（西元1842年），清廷戰敗，被迫簽下南京條約，開放五個通商口岸、割讓香港；並陸續允許各國享有領事裁判權、協定關稅、租界、片面最惠國待遇等權利，中國因而喪失司法及經濟主權，與周邊國家的關係也逐漸改變。

康軒鴉片戰爭結束後，英國希望透過修約達成全面開放通商，卻遭到清廷拒絕。一八五○年代，英國聯合法國派兵東來，史稱「英法聯軍」（康軒大事年表記第一次爆發於西元1857年、第二次於西元1859年）。清廷被迫簽約，開放內地通商口岸，列強勢力因而由沿海深入中國內地，加深知識分子的危機感；臺灣也在英法聯軍後開放淡水、雞籠、安平、打狗為通商口岸。英法聯軍期間，負責交涉及作戰的官員（如李鴻章）了解到西方船堅炮利的事實，咸豐10年（西元1861年）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，統籌外交事務，並透過仿效西方器物技藝的方式，推行「自強運動」來因應西力的挑戰。然而，因領導者缺乏通盤改革規畫，地方官員又各自為政，加上守舊派人士的反對，整體的改革成效有限；但卻因此培養了一批外交、科技新人才，對推動中國日後的建設頗有助益。沈葆楨與劉銘傳在臺灣的建設，也屬於自強運動的一部分。

康軒十九世紀中期以來，日本遭受美國以武力逼迫開放通商，為因應變局，有識之士鼓吹維新運動、擁護明治天皇；明治天皇掌政後推行西化改革，是為「明治維新」。此後日本國力逐漸增強，在進窺臺灣、琉球的同時（西元1874年因琉球漁民被殺而藉口出兵臺灣的牡丹社事件），也積極介入朝鮮內政。光緒20年（甲午年，西元1894年），朝鮮內部動亂，中、日兩國共同出兵；亂平後日本拒不撤兵，甲午戰爭因而爆發。清廷作戰失利，光緒21年（西元1895年）由李鴻章等人赴日本馬關議和，被迫簽下馬關條約，承認朝鮮自主、割讓臺、澎地區，並允許日人在各通商口岸設廠製造商品，使民生經濟受到嚴重衝擊。條約中原有割讓遼東半島的條款，但俄國、德國與法國聯合干預，迫使日本同意中國以三千萬兩白銀贖回遼東半島；此後俄國以「干涉還遼有功」為藉口要求租借東北，各國紛紛在中國租借港灣及劃分勢力範圍（例如德國租借膠州灣，勢力範圍擴張到山東，享有修築鐵路及採礦等利權），中國陷入瓜分危機。後因美國提出尊重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「門戶開放」政策，才使中國免於受到列強瓜分。甲午戰爭的結果，使日本國際地位大為提升，知識分子則紛紛提出變法與革命等救國之道。

康軒甲午戰爭後，康有為、梁啟超等人鑑於自強運動成效有限，主張從制度層面進行改革。光緒21年（西元1895年），在北京參加科舉考試的應考者聯合上書請求朝廷變法。光緒24年（戊戌年，西元1898年），光緒皇帝接受康有為、梁啟超的主張，推動「戊戌變法」，主要內容包括精簡政府機構以裁汰冗員、設立京師大學堂以革新教育等。戊戌變法的立意雖好，但內容過於龐雜，且動搖守舊派利益，未能得到多數士人支持。不久，慈禧太后聯合守舊派大臣發動戊戌政變，軟禁光緒皇帝，參與變法者多被殺害或被迫逃亡；除京師大學堂外，其餘新政皆遭廢除。此次變法僅維持一百天左右，故又稱「百日維新」。戊戌變法失敗後，康、梁在英、日的庇護下得以流亡海外，更令守舊派痛恨列強，之後引爆更大的排外浪潮。

康軒英法聯軍以來，傳教士得以深入內地遊歷傳教，且為拓展教務袒護教民，激起民眾仇洋反教的情緒。光緒26年（庚子年，西元1900年），源起於山東的義和團打著「扶清滅洋」的口號，在北京一帶燒教堂、殺害傳教士，引發八國聯軍出兵攻陷北京，清廷被迫簽訂辛丑和約，造成國防及財政上的重大損失。八國聯軍結束後，慈禧太后為收攬人心推動「庚子後新政」（康軒大事年表記於西元1901年），廢除了實行千餘年的科舉制度，並推動新式教育，培養一批新知識分子。之後，由於日俄戰爭（光緒30年，西元1904年，日、俄為爭奪東北權益而戰，日本獲勝）的刺激，中國朝野認為結果證明了日本的君主立憲優於俄國的君主專制，清廷遂在輿論壓力下派遣大臣出國考察憲政（光緒31年，西元1905年），更下詔預備立憲。但新成立的責任內閣，閣員多為滿族親貴，被譏為「皇族內閣」，國內立憲派大失所望，轉而支持革命運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