🏯 日治時期的統治

康軒西元1894年，清、日兩國因朝鮮問題爆發甲午戰爭。次年清廷戰敗，簽訂馬關條約，將臺灣、澎湖割讓給日本。臺灣官紳倡組「臺灣民主國」，推舉唐景崧為總統、丘逢甲為義軍統領、劉永福為大將軍，共同抗拒日本接收臺灣；後因兵力、武器不如日本，領導者先後離開臺灣，臺灣民主國瓦解，日本展開在臺五十年的殖民統治。日本統治之初，將臺灣視為有別於日本內地的特殊地區，設立臺灣總督府作為統治機構，臺灣總督成為最高行政首長。日本國會更頒布「法律第六十三號」，簡稱「六三法」，授權臺灣總督可公布等同法律效力的命令。臺灣總督因而擁有行政、立法、司法及指揮軍隊等大權，形成總督專制體制。

康軒總督府為加強地方控制、穩定社會秩序，實行警察制度，在各地廣設派出所。警察在地方行政扮演重要角色，協助宣達政令，無所不管，臺灣民眾甚為畏懼，稱之為「大人」。總督府同時在臺實行保甲制度，配合警察維護治安、推動政務，嚴密監控臺灣社會。保甲原本是清代的地方組織，日治時期總督府將臺灣人民編組，以十戶為一甲，十甲為一保，甲設甲長、保設保正，並採連坐法——一家或一人犯罪，保甲內的民眾要連帶受罰。另外，總督府將保甲中的青壯年男子組成壯丁團，協助救災與地方事務。總督府透過警察與保甲制度的相互配合，建立在臺堅實的統治基礎。

康軒日治初期，總督府依據臺灣實際情況來制訂政策，此即「無方針主義」：一方面尊重臺人原有的風俗習慣以拉攏人心，另一方面由武官擔任總督鎮壓抗日行動。此時漢人的武裝抗日以余清芳領導的西來庵事件規模最大、死傷最慘重——余清芳以西來庵為基地，利用宗教組織抗日，西元1915年率眾攻打噍吧哖（今臺南市玉井區）附近的派出所，故又稱噍吧哖事件；之後漢人轉以非武裝的政治、社會運動來爭取權益。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，臺灣知識分子受到「民族自決」思潮影響，開始爭取臺人的政治權利。日本政府因而改派文官總督統治，採取「內地延長主義」，強調臺灣是日本內地的一部分，標榜「日臺合一」，將日本本國的法律制度延用到臺灣；然而臺人在各方面並未獲得與日人相同的待遇。西元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，日本政府積極對外擴張，再度改派武官擔任總督，總督府為能充分動員人力與物資，積極推動皇民化運動，要求臺人說國語（日語）、改日本姓名、參拜神社，並鼓勵日式穿著與生活禮儀，希望將臺人改造成效忠日本天皇的子民。因應第二次世界大戰發展，總督府徵召臺人協助作戰，也有臺籍婦女被迫充當「慰安婦」，成為戰火下的犧牲者。

康軒日本統治初期，總督府全力鎮壓漢人的武裝抗日行動，另對山區採取安撫、防堵政策：設置學校教導原住民、引進現代化文明，並安排原住民前往日本參訪加以籠絡；同時鎮壓不服統治的部落，並限制其生活區域。西元1910年，總督府為掠奪山區林木及樟腦資源，推動「五年理蕃計畫」，動員軍警力量深入山區，武力逼迫原住民部落歸降，並收繳其武器及彈藥。隨著山區資源被掠奪，原住民被迫透過勞力換取生活物資，原有生活型態受到嚴重影響；加上受到警察欺凌、負擔沉重勞役，引發原住民對日本統治的不滿。西元1930年，莫那魯道率領賽德克族人襲殺日人，總督府出動軍警鎮壓，並使用大炮、毒氣、飛機等武器，造成原住民死傷慘重，此即規模最大的霧社事件。日本國內和國際輿論紛紛譴責此次鎮壓行動，臺灣總督因此下臺。事件後總督府調整統治政策，強調警察應善待原住民，逐步改變山區的風俗文化，並將山區原住民集體往山下遷徙，影響原有的部落組織型態。原住民在霧社事件後意識到難以武力抗日，逐漸接受日本統治；二次大戰後期，部分原住民自願或受徵調，組成高砂義勇隊遠赴南洋戰場作戰。